当时外国作家经常点名求见赵树理，但林绍纲邀请他时总是被拒绝。一次，他终于答应了，穿着布鞋、胡子拉碴地随团出访，住宾馆非硬板床不睡，只好让他锁上门睡地板。别人在台上讲话，他不爱听了就去洗手抽烟，边哼哼山西上党梆子。看晚会总是睡着，甚至打起呼噜。

具体从事儿童保护的相关工作者对此亦有体会。“女童保护”团队公益宣传女童保护，孙雪梅观察到政府近年来对性侵日益重视，请她们进校园作预防教育的学校、教育部门、司法部门越来越多，但她缺乏更多的志愿讲师。面对不少需要心理支援的求助，她感到无力，“我们只能再去找专业人员介入，这应该借助官方力量由专门、专业团队来做”。

《暖心又心疼！他们在寒风中轮流托举电线1个半小时》她遇到不少这种情况，“这就使家长陷入两难，有些受害者是留守儿童、困难家庭，这笔钱对孩子生活会有所帮助，但拿了钱家长就要出具谅解书，但这种伤害没法谅解，孩子和家庭的尊严怎么办？家长因此又不情愿。如果法律明确精神损害赔偿，家长就不用迈这道坎。”